与剧作家张人俐先生认识，是在由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组织召开的“张尚全戏剧创作现象暨全省新作研讨会”上。那时我刚调到剧目工作室工作不久，参与会议的组织和服务。正好，张人俐先生与我的老领导、内江市文化局创办主任李旭东住一个房间。报到当天，我忙于会议资料的准备，至到晚上才抽出时间去看望旭东主任。进门，见一人膀阔腰圆，头挽发髻，虽个头不高，但圆乎乎的脸庞上双目炯炯有神，坐在床沿侃侃而谈。旭东站起来介绍，这是张人俐老师！我伸出手，连声说久仰久仰。我说久仰，并不是初次见面的客套话，“达州三张”在四川戏剧创作界的名号是响亮的。这之前我拜读过他的作品，也听说过他的一些事儿，甚至在曾经的创作会上也可能见过他，只是人和名没有对上号而已。握手，再握手。相互寒暄客气后重新坐下，张人俐先生继续侃侃而谈，谈他作品的构思，谈他戏中的人物，谈三江汇流的渠县的风土人情，谈他坎坷曲折的人生故事，纵横捭阖，海阔天空。我从他绘声绘色的言谈和手势中感觉到一种充沛的向上的力量，当时我无来由地想到一个词——虎。但同时又感觉此老有一种“虎”所没有的应该是属于道家的那种洒脱与飘逸。这矛盾和混淆的感觉，便是张人俐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说“此老”，是因为在心里，我是把张人俐先生视作老师的。虽然“此老”看上去并不老，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但那时他已经退休了。那时候我虽然拜读过他的一些作品，但毕竟不多，印象最深的当属话剧小品《月光》。作品通过两位老人在月光如洗的晚上对子女的叨念和牵挂，表现了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不同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冲突。难得的是作品融人性、人情和思考于抒情的意境中。我曾经想，如果有一个好的导演两个好的演员，将这个作品搬上舞台，那肯定是一个很抒情很有意思的剧目。从那以后，我和张人俐先生的交道多了起来。他每到成都，总要来剧目工作室坐坐，聊上那么一会儿。就一会儿，他总是匆匆忙忙。留他吃饭，他总说还有事还有事，便匆匆离开。惟一一次，我请他在办公室楼下的餐馆，三个人才花四十元钱，他却吃得非常高兴。他说朋友在一起，不在吃，在话题。后来，读他作品的机会多了，读得也就多了，一批作品如川剧《太平村的乡亲们》、灯戏《帅大一片高粱红》、小话剧《我们早有约》、方言喜剧《打耍锣》等相继进入我的视野。张人俐先生是勤奋和多产的，第二年他就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戏剧作品集《风雨三江镇》。在赠送给我的书的扉页上，他写道：“丁鸣哥，翻起耍，耍起起翻。”我打开书就笑了，我看见了他性格中“老顽童”的一面。正是这种不拘泥于生活小节的幽默和风趣，让我和他的交往超越了年龄，成就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

张人俐先生的创作形式多样，涉及传统戏曲、方言话剧、歌剧、谐剧、情景剧乃至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在这些艺术形式中又以小戏小品为主。他的作品题材广泛，但目光又多投向新农村建设或普通百姓的平常生活。如方言喜剧《打耍锣》，他以“打耍锣”这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娱乐方式为介质，通过为孤寡老人常青爷爷和村支书父亲办理丧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塑造了一个并未出场的，但立志带领大家改变家乡面貌的优秀共产党员——村支书的形象。川剧《太平村的乡亲们》则围绕“修路迁坟”这一中心事件，讲述了村支书何德来率领乡亲们修路致富，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文明新风尚的故事，揭示了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新旧观念的冲突，歌颂了“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党的基层干部。这一类题材的作品还有小话剧《深山人家》、小歌剧《喊山》、喜剧小品《春天的故事》等等。而像话剧小品《月光》、《又是钓鱼天》、《润物细无声》这样的作品，则是通过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片段，以点带面地反映或关注物质经济高度发展时期的社会焦点、热点、难点，表达作者的一种思考，一种启示、一种情绪乃至是一种迷惘。张人俐先生还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在逝去的岁月中发掘属于他那一方水土特有的东西，如在《风雨三江镇》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地处川东三江汇流处的三江镇的风土人情和那些龙蛇混杂、龙争虎斗的“匪”事。歌剧《深山枫叶红》则演绎三十年代初红军进入川东“率领干人打土豪，红了渠江红了濛山”的故事。张人俐先生还有一类作品是比较特别的，这类作品以民俗特色传统为题材，刻意模糊了时间和时代，着意表现地方传说和民间风情，突出喜剧色彩，如灯戏《帅大一片高粱红》、小品《盐锅魁》、民俗歌舞情景剧《黄花谣》等等。可以说风趣、幽默的喜剧色彩是张人俐先生戏剧创作的一大艺术特点。这一特点建立在先生对川东方言俚语的准确把握和应用，是他对生活细致观察和深刻体验的表现，是他对自己作品和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更是他对生养他的那块土地的最深沉的爱的表达。我们仅仅从他作品的人物名字，就可窥见这一特征。如《太平村的乡亲们》里的“何德来”、“阳雀”、“水莲”、“炮毛”。《盐锅魁》里的“西施饼”、“筛子哥”、“扯船子”。《打耍锣》中的“关火叔”、“钮忸婶”、“镲子”、“小锣”、“马锣”、 “包锣”。《赶场》中的“黄花”、“高粱”、 “莫玉婶”等等。或形象，或象征，或谐音，或暗指，在充满了乡土或庄稼的味道里，直抵人物身份或性格的本质。张人俐先生的创作总体上是明快的、阳光的、喜庆的和健康的，充满了那块土地特有的土腥味和稻香气。读着他的作品，我常常惊异于他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丝毫阴影。或许正是这种艰难，铸就了他对生命的豁达和对生活的乐观，把那种豪爽、洒脱和诙谐注入了他的性格。

张人俐先生小名“征儿”。在他尚未出生之日，父亲就从军出川抗日，阵亡于著名的台儿庄之役。小征儿靠着外婆的烟摊和针线活拉扯长大。为贴补家用，六七岁时他就手捧装着花生瓜子洋烟锅魁的簸箕出入青楼、烟馆、剧院，混迹于声色犬马场所，饱受了世人的冷眼和欺负。十二岁就辍学参加了当时的物资宣传演出队，即后来的渠县川剧团，开始了他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的艺术生涯。他先学武生，后攻武丑，先后主演过《玉门关》中的杨八郎，《八大锤》中的陆文龙，《拦马》中的焦光普以及《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等人物。在1957年那个特殊的年份，19岁的渠县川剧团团长张人俐先生提出“年已芨，尚无归宿。”呼吁为剧团修建演出场地，却因此被开除留用。这无疑是给年轻气盛的他一盆迎头冷水，也多了人生中一份苦难磨砺。张人俐先生由演而导，再到编剧，从舞台实践中走出来，拿起了笔，把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在自己塑造的人物上。他先后导演过移植的名剧《孔雀胆》、《岳飞》、《李双双》等，还做过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视剧《血溅紫云庵》的副导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他在团长、馆长、股长以及县创办主任这样一些职务上起起落落，来回波折的同时，创作了多种艺术形式的舞台剧本及影视文本200多个。《剧本》月刊、《中国剧本》、《戏剧家》杂志等报刊发表了他大量作品。方言喜剧《打耍锣》、民俗歌剧《乡场上》、谐剧《老子和儿子》、灯戏《帅大一片高粱红》、话剧《昙花》、话剧小品《月光》、《深山人家》等相继在多届“中国戏剧文学奖”和“四川省戏剧小品作品比赛”中荣获一二三等奖，使“张人俐”这个名字在达州乃至全省戏剧创作界有了一席之地。无论是面对过去的苦难还是已有的成绩，张人俐先生都泰然处之。他没有抱怨，没有仇恨，没有不平。即便是说起抛弃襁褓中嗷嗷待哺的他而改嫁他乡的母亲，他也充满了理解和尊重。他说，是坎坷的生活教会了他感谢、感激、感恩，是曲折的人生赐予了他创作的灵感和歌唱的勇气。他在《风雨三江镇》一书的封底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写作并非为了什么宏大的目标，只是想在一次性消费的生命历程中有点滋味，亦是对爱我恨我的人们有个交待。自己能消费的时光不会太长，在不太长的消费权里一定要品出更多的味道来，所以我还要写作。”写作对于他，是对生命的咀嚼和对生活的反刍。

虎啸于林，是对莽莽森林恩赐的感谢。张人俐先生在生活中歌唱，歌唱着生活，歌唱着生他养他的那块三江汇流的热土以及那块热土上勤劳、善良的人们，所以我用“生活的歌唱者”来概括他的创作。回想与张人俐先生相识相交以来的许多细节，我恍然明白为什么当初会无来由地在脑海中冒出“虎”这个词来，那是因为在他身上透出的“精”、“气”、“神”中，有着一种“虎”的劲头，在他对人生经历和故事细节的讲述中，有着“老虎”捕食般的直接和准确。这是一个剧作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前些时候，张人俐先生打算将他近三、四年的作品再次结集，出版第三本戏剧作品集。我答应为之写一篇评介性的文字，只是想谈谈对先生及先生作品的粗浅印象，以表达对老师的尊敬与祝贺，于是便有了本文，绝非所谓的“序”也。

“答应”之说，已隔相当时日，未能及时成文，特向先生负荆请罪，实在抱歉得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