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雾中灯塔》是2019年首次搬上舞台的,那是全球疫情时代到来之前,也是宜宾话剧团刚成立不久。一个话剧团的成立,总得有一部立得起的看家作品,撑起话剧团的未来之路,推开走上通往舞台的那道门,增强话剧团演职人员的自信心。这是话剧团成立本来所在。然而,宜宾话剧团成立伊始,恐怕还不完全是这样的目标,他们总想通过新生的话剧团实实在在的讲述一个又一个关于宜宾的故事,又通过这一个个故事去解读宜宾人的精神气质,传递宜宾人的家国情怀和宜宾人的时代节拍。于是,他们在众多流传的精彩故事中,确定了属于宜宾英雄人物而又兼具家国情怀的革命历史人物作为舞台呈现的重点,开始了漫长的创作历程。
在宜宾的高县,有一条河流,叫南广河,它从金沙江流到宜宾,被称为长江上游的第一条涵养河。河流从乌蒙山北坡缓缓流来,河面宽阔,河水逶迤。河的两岸气候温润,物产丰富。白天河面上船来船往,入夜的河岸上有灯塔在夜空中闪烁,指引着船行的方向,行驶在河流里的船只渔火点点,无论晴朗还是雾霭氤氲,灯塔和渔火是夜则明,风雨无阻。
话剧《雾中灯塔》用一百分钟的时间,给我们讲述了从宜宾南广河岸边走出去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和英雄故事。故事讲得动人心魄、感人至深、情真意切。无论是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都让人感佩和折服。
一、体现话剧思维的剧本
话剧《雾中灯塔》以193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极为年轻的十年历程,被国民党大肆围堵的至暗时期为背景,讲述共产党人李黎受党的委派,奔赴琼山县组织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被捕。国民党杨逍和张迎春在狱中用酷刑、劝降、利诱、讹诈等手段,企图动摇李黎的革命信仰,促使李黎叛党脱党。故事在三个不同信仰的男人之间展开,在恐怖窒息的监狱之内,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信念与精神的残酷决战。该剧很好地体现了话剧的思维。一是比较好的解决了编剧艺术心灵的关口。面对戏剧中的人物,以怎样的艺术审美来设定戏剧中的人物角色,首先要在编剧的思维中定位角色,打通编剧与笔下每一个角色的内心,达到与编剧思想相一致的饱和度。这在《雾中灯塔》特别明显,充分说明编剧扎实的结构戏剧功力和艺术人格关的主动把控能力。二是编剧在着手剧本写作时,运用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和历史资料,并且在其中去寻找与发现那些典型的人与事,成功地打通了创作中的任督二脉,使自己笔下的人物从生活素材的状态升华为艺术角色的状态。三是成功地设定并塑造出“是这个”的人物形象。四是比较科学地设置了戏剧发生的情境,形成戏剧发生的外部挤压和戏剧故事发生发展本身的通透强烈反差。五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戏剧结构,让戏剧故事非常流畅,结构极其合理。六是有着扎实的语言功底,特别是话剧语言的力量、力度的把控,让观众看到了一部过瘾、酣畅淋漓的优秀作品。
二、张弛有度、整体非对称的戏剧结构
该剧采取线性交叉叙事的方式进行,前一、二、三场中的第一场和第三场是在监狱场景,第二场是李黎被捕前住的中民旅社,使第一场、第三场与第二场形成足够的对比空间。第四场、第五场发生在杨逍办公室,又与第六场形成强大的对比幅度。第七场再次回到杨逍办公室,与第六场形成压迫与宽松的空间感,但人物却在进行着反转。第八场再次回到监狱,空间又一次被挤压,但剧情却向着让人意料之外的结果行进。从全剧的整体性来看,体现出人物角色的非对称和布局的非对称性特点:第一场是男主角李黎与张迎春之间发生的压迫、绝望、迷茫的较量;第二场则是杨逍与张迎春之间说服与被说服,以伪装的方式接近李黎的阴谋策划;第三场便是张迎春实施策划与李黎的对手戏;第四场则是张、杨二人在骗得李黎手稿后的另一次阴谋的实施;第五场是李黎与杨逍的斗争;第六场则是张迎春实施劝降李黎的过场戏,杨逍至始至终以一个幽灵般的存在施压张迎春;第七场戏又回到张、杨的对手戏,宣告阴谋的破产;第八场便是李黎对杨逍的致命一击。全剧用了三个场次足够大的篇幅来表现杨逍与张迎春之间的矛盾冲突、思想的割裂。这种非对称的戏剧结构,强化了戏剧性,凸显了戏剧的矛盾冲突。从全剧的人物设置来看,仍然体现了非对称的特点。全剧给我们塑造的代表着彻底“革命”和“信仰”坚定的人物只有李黎一个,而且是处于被囚禁的状态;代表着敌对势力的人物有两个,而且是手握权柄、有着绝对话语权、自由出没于尘世的自由者。再者,剧中只是出现在电话里的“靳老师”,是朝纲之上手握重权的幕后使者,代表着当时一些权力割据和利益割据的一个阶层。而李黎在梦场景中与之对话的“张乐之”仅仅是他情感的寄托和志同道合的同志的象征,是一位身怀六甲、知性、善良的化身。这两种潜在力量同样是非对称的存在,这样的设计以压倒性的优势形成非对称的人物角色,恰好无限增强了弱小最后战胜强大的戏剧效果,增强了“革命”和“信仰”坚定者来自自身自信和能量释放所向披靡的精神动力。
三、通过典型人物完成群像塑造
我在这里有意用了“群像”。就全剧来看,主要角色只有三人,怎么也构不成群像的塑造。然而,这就是戏剧的魅力所在,透过这三个人物,我的思维中却有一群活生生的人存在。1931年,27岁的李黎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海南开展革命工作,到达不久就被国民党逮捕。《雾中灯塔》集中讲述了他入狱到牺牲这一个月的战斗历程,他有过生与死的挣扎,有过对死亡和牺牲的思考,有过对亲人和妻子的思念,有过对未出生的孩子的牵盼,但是从未对革命和信仰有过一丝动摇。敌人对他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与打击,不仅没有削弱他的信念,反而使他在不断的与敌斗争中去总结自己的革命历程,展望充满期待的未来,并在与张迎春、杨逍压倒性的胁迫、利诱、施刑中成长为更加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与张迎春、杨逍的周旋中,李黎以自己对国富民强的理解为其答疑解惑,感化了张迎春,争得了杨逍的尊重和理解。像李黎这样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许多。在李黎这个角色身上,我们一定看到了一大批早期革命者的群体形象,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缔造者、传播者。
故事中,人物的对话展现了主人公李黎在狱中的成长。比如第一场中李黎与张迎春有关“怀疑”的对话:
“李黎:你怀疑自己什么?/张迎春:没什么……刚刚是最暗的时候了,不过很奇怪,现在这天完全黑了,反而没有那么暗了。/李黎:是啊,好在不管怎样,还有那盏灯塔。等天再黑一点,灯就都该亮了。”
到梦场景第一场,李黎这样跟乐之说:
“此刻我孤身在狱中,琼崖的党组织已破坏殆尽,我无计可施。死亡沉默地矗立着,在不远处凝视着我,我知道,我的时候就要到了,我就想趁这些时间多想想你,多想想我们从前是如何生活,如何相处的。我不怕拷打,也不怕死。但总有一些念头……我想得很多,也很杂乱,我怕我到死也没能够想清楚。我在想我为何而生,为何而死。我感到畏惧,而想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们,我也会为我这些杂念而感到羞愧,我觉得我愧对同志们。”
第五场李黎与杨逍的对话:
“杨逍:……还是你们的主义本身就有问题?/李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个新鲜的东西,到现在也才10年而已。我们接受它,理解它,运用它,是需要过程的。……它是颗种子,在生长的过程中,一两片腐烂变质的叶子落在地上并不可惜。这绝不影响它长成一颗参天大树。……/李黎:只要信仰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相信它的人必然要比假装相信它的人多,聚拢向它的人也必然要比背离它的人多,人就是这样的!社会也是这样,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一定会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
第八场李黎与杨逍的对话,杨逍说李黎的死讯是要被封锁的:
李黎:“总会有人知道的,因为那是真相。真相不会沉默,真相自己会走路、会说话,会去告诉每一个追求真相的人。真相无处不在,它可以弥漫在空气中,它可以飘荡在大海上,甚至在海面上那盏灯塔,闪烁的同样是真相。/杨逍:那里根本没有灯塔。那不过是普通人家点的渔火。/李黎:渔火?那里没有灯塔吗?杨逍:没有,从来都没有。/李黎:没有灯塔……那也很好。万家灯火,一盏渔火。在需要方向的人眼中,心中,它也便是灯塔了。”
李黎最后说:
“看看那些我想看,却看不到的未来,去看看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之后的未来,看我们的事业发展壮大后的未来,那未来里没有我,也有我。我生,是为了实现那个未来,我死,也是为了实现那个未来。我相信它一定会到来,必然会到来。”
至此,一个坚定的革命信仰者形象,透过李黎们革命先驱的群像就这样被成功地塑造,而且血肉饱满,形象生动。李黎成长成熟的力量来自信仰、初心、平凡、忠贞不渝。
全剧中第二个人物就是张迎春。29岁的他是一个上海资本家少爷,大学时期参加左翼社团的狂飙社,写出了:“信仰来自于怀疑……”“怀疑这个黑暗的世界现存的一切秩序……”“所以对新世界的到来充满信仰。革命是唯一有意义的事。”他是一个一腔热血的青年,背叛家庭,与资本家的父亲决裂,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曾是追随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却在靳老师的影响下加入了国民党;又因替靳老师背过被流放到琼崖,在这个没有生气与活力的社会环境中自甘落后地混迹四年,对他所在的党派失去了信任和希望。失魂落魄的他在杨逍的诱惑和怂恿下走进了李黎的狱房,试图通过骗取李黎的信任,获取有关共产党的情报,并争取说服李黎与组织的决裂,以此来戴罪立功,从而达到杨逍允诺他回到上海的目的。他奉命住进李黎的狱房之后,竭尽所能地与李黎进行活着与死亡、坚定与沉沦、人间美味与粗糠糙粮的巧舌对话。在与李黎的数次交锋中,李黎机巧地与他周旋,从生命历程到革命足迹进行了回溯与比对,张迎春也在诱惑李黎的同时内省了自己的信仰,重构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活着的意义。最终被李黎感召,并认同李黎的信仰。张迎春被感召的力量来自于李黎传递给他的坚定、坚守、忠诚和情怀。张迎春的舞台形象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敌对政党如他的人物群像,另一个方面也证明共产党的主张和信仰的正确、科学的,是符合广大民众的认同和肯定的。张迎春的存在,更能衬托出李黎的守初心、坚如磐石的性格特征。
剧中的第三个人物角色就是杨逍。干练、谋略、奸猾是他在舞台上给人的深刻印象。他来到琼崖是为了帮助卷入权利斗争的靳老师尽快突出重围,摆脱不利局面,尽力取得与共产党高级干部李黎的合作,获取共产党组织相关的情报。在帮助靳老师解困的同时,他给自己修筑了一条能反击众多竞争对手的仕途之路,让自己在派系、割据、权力集团的角逐中游刃有余。他企图利用张迎春瓦解李黎的斗志,让至高无上的生存权,成为击碎李黎信仰的利剑。他伪造李黎的公开信,妄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摧毁李黎的忠诚与信心;他甚至把李黎的爱人和未出生的孩子作为毁灭李黎精神防线的底牌,迫使李黎就范。当他精心谋划的招招式式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时,他叫嚣道:“难道你就不想活着看看吗?看你向往的万家灯火,看看未来你的理想能否实现?”李黎却冷静地回答:“我看或不看,它都一定会实现的。”舒缓的语气,坚毅的眼神,笃定的神态,让杨逍看到了李黎钢铁般的意志和未来必胜的信念。张迎春微渐之间的变化,朝纲靠山靳老师的倾塌,让他在这个全过程中,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许多怀疑,对自己的未来更加模糊不清,迷雾重重。好在与李黎的博弈和斗争中,对方解答了一些杨逍心中的困惑。他在与李黎和张迎春激烈争论和搏斗中败下阵来,似乎看到了李黎们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杨逍们的群像就这样被成功地刻画出来,他走向认同的力量来自李黎对未来的坚信不疑和坚毅的人格魅力。
当然,这当中还有乐之这个人物的寄托性和拟喻性的形象;有靳老师权贵象征和“亲共”罪名的反转;有在舞台上游走无声却又真实存在的苦难者的群像,让整个戏剧生动鲜活。
四、叙事角度与时态灵活的切换
在舞台上,李黎、张迎春、杨逍的斗争是明线,是全剧的主体叙事。但同时戏剧巧妙地安排了梦场景的内心独白,让时态灵活地在梦场景中切换到现实场景中,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李黎的内心世界,袒露李黎的心路历程,增强观众对李黎的理解和把握。这样的设计,不但大大降低了叙事成本,强化了叙事功能,厚植了戏剧效果,还充分利用这种协调的切换,勾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把李黎作为人的形象饱满地交给了戏剧本身,拉近了人物与观众的心理和审美距离。在主线叙事中,戏剧的发展扣人心弦。
五、制造戏剧矛盾推动戏剧发展
戏剧矛盾是推动戏剧发展的重要动力。全剧一开始就把人物摆在了敌我双方尖锐斗争的强烈矛盾之中。在这个主要矛盾的框架下,不断地植入小矛盾:一场中关于活着与死亡的矛盾,二场中关于立功回上海与劝降索留手稿的矛盾,三场中实施离间计的矛盾,四场中伪造自白书的矛盾,五场中杨逍供养家庭和广大人民积贫积弱的矛盾,六场中过去的萨君与眼前的张迎春的矛盾,七场中靳老师垮台与生存拷问的矛盾,八场中私人信件看与不看的矛盾等等。这些看似次要矛盾的矛盾,增强了全剧的戏剧性,也为全剧的立体空间和时代背景撑开了更大、更广阔的空间,很好地体现出编、导、演立体呈现的话剧维度。
除了上述所粗略地总结出观剧之后的一些思考之外,全剧的舞美也可以说是匠心独具,整体舞美以非对称写意的手法呈现,与人物命运同频共振,帮助全剧完成整个故事的精彩叙述,在戏剧场景中烘托了气氛,营造了氛围,助力刻画了人物,有事半功倍的奇效。
剧组全体主创认为:“以全新视角为我们展开一段对于“革命”与“信仰”的思辨,在对角色进行灵魂拷问的同时也重重直击观众心灵——为何革命?信仰将带领每一个人走向何方?”这部剧的现实意义绝非仅仅将革命先烈的事迹搬上舞台重现,我们的创作要对当下观众有引领作用,能让观众发自内心的接受、认同、赞赏。”的确如此,这是一部诗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话剧呈现革命题材的舞台创作之路上,大胆地做出了一次有效而成功的探索和艺术呈现。或者,《雾中灯塔》就是一盏诗化现实主义作品探索路上的灯。
编者按:此文为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关于第三届四川艺术节演出剧目特约评论文章,供大家欣赏学习。
话剧《雾中灯塔》是2019年首次搬上舞台的,那是全球疫情时代到来之前,也是宜宾话剧团刚成立不久。一个话剧团的成立,总得有一部立得起的看家作品,撑起话剧团的未来之路,推开走上通往舞台的那道门,增强话剧团演职人员的自信心。这是话剧团成立本来所在。然而,宜宾话剧团成立伊始,恐怕还不完全是这样的目标,他们总想通过新生的话剧团实实在在的讲述一个又一个关于宜宾的故事,又通过这一个个故事去解读宜宾人的精神气质,传递宜宾人的家国情怀和宜宾人的时代节拍。于是,他们在众多流传的精彩故事中,确定了属于宜宾英雄人物而又兼具家国情怀的革命历史人物作为舞台呈现的重点,开始了漫长的创作历程。
在宜宾的高县,有一条河流,叫南广河,它从金沙江流到宜宾,被称为长江上游的第一条涵养河。河流从乌蒙山北坡缓缓流来,河面宽阔,河水逶迤。河的两岸气候温润,物产丰富。白天河面上船来船往,入夜的河岸上有灯塔在夜空中闪烁,指引着船行的方向,行驶在河流里的船只渔火点点,无论晴朗还是雾霭氤氲,灯塔和渔火是夜则明,风雨无阻。
话剧《雾中灯塔》用一百分钟的时间,给我们讲述了从宜宾南广河岸边走出去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和英雄故事。故事讲得动人心魄、感人至深、情真意切。无论是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都让人感佩和折服。
一、体现话剧思维的剧本
话剧《雾中灯塔》以193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极为年轻的十年历程,被国民党大肆围堵的至暗时期为背景,讲述共产党人李黎受党的委派,奔赴琼山县组织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被捕。国民党杨逍和张迎春在狱中用酷刑、劝降、利诱、讹诈等手段,企图动摇李黎的革命信仰,促使李黎叛党脱党。故事在三个不同信仰的男人之间展开,在恐怖窒息的监狱之内,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信念与精神的残酷决战。该剧很好地体现了话剧的思维。一是比较好的解决了编剧艺术心灵的关口。面对戏剧中的人物,以怎样的艺术审美来设定戏剧中的人物角色,首先要在编剧的思维中定位角色,打通编剧与笔下每一个角色的内心,达到与编剧思想相一致的饱和度。这在《雾中灯塔》特别明显,充分说明编剧扎实的结构戏剧功力和艺术人格关的主动把控能力。二是编剧在着手剧本写作时,运用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和历史资料,并且在其中去寻找与发现那些典型的人与事,成功地打通了创作中的任督二脉,使自己笔下的人物从生活素材的状态升华为艺术角色的状态。三是成功地设定并塑造出“是这个”的人物形象。四是比较科学地设置了戏剧发生的情境,形成戏剧发生的外部挤压和戏剧故事发生发展本身的通透强烈反差。五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戏剧结构,让戏剧故事非常流畅,结构极其合理。六是有着扎实的语言功底,特别是话剧语言的力量、力度的把控,让观众看到了一部过瘾、酣畅淋漓的优秀作品。
二、张弛有度、整体非对称的戏剧结构
该剧采取线性交叉叙事的方式进行,前一、二、三场中的第一场和第三场是在监狱场景,第二场是李黎被捕前住的中民旅社,使第一场、第三场与第二场形成足够的对比空间。第四场、第五场发生在杨逍办公室,又与第六场形成强大的对比幅度。第七场再次回到杨逍办公室,与第六场形成压迫与宽松的空间感,但人物却在进行着反转。第八场再次回到监狱,空间又一次被挤压,但剧情却向着让人意料之外的结果行进。从全剧的整体性来看,体现出人物角色的非对称和布局的非对称性特点:第一场是男主角李黎与张迎春之间发生的压迫、绝望、迷茫的较量;第二场则是杨逍与张迎春之间说服与被说服,以伪装的方式接近李黎的阴谋策划;第三场便是张迎春实施策划与李黎的对手戏;第四场则是张、杨二人在骗得李黎手稿后的另一次阴谋的实施;第五场是李黎与杨逍的斗争;第六场则是张迎春实施劝降李黎的过场戏,杨逍至始至终以一个幽灵般的存在施压张迎春;第七场戏又回到张、杨的对手戏,宣告阴谋的破产;第八场便是李黎对杨逍的致命一击。全剧用了三个场次足够大的篇幅来表现杨逍与张迎春之间的矛盾冲突、思想的割裂。这种非对称的戏剧结构,强化了戏剧性,凸显了戏剧的矛盾冲突。从全剧的人物设置来看,仍然体现了非对称的特点。全剧给我们塑造的代表着彻底“革命”和“信仰”坚定的人物只有李黎一个,而且是处于被囚禁的状态;代表着敌对势力的人物有两个,而且是手握权柄、有着绝对话语权、自由出没于尘世的自由者。再者,剧中只是出现在电话里的“靳老师”,是朝纲之上手握重权的幕后使者,代表着当时一些权力割据和利益割据的一个阶层。而李黎在梦场景中与之对话的“张乐之”仅仅是他情感的寄托和志同道合的同志的象征,是一位身怀六甲、知性、善良的化身。这两种潜在力量同样是非对称的存在,这样的设计以压倒性的优势形成非对称的人物角色,恰好无限增强了弱小最后战胜强大的戏剧效果,增强了“革命”和“信仰”坚定者来自自身自信和能量释放所向披靡的精神动力。
三、通过典型人物完成群像塑造
我在这里有意用了“群像”。就全剧来看,主要角色只有三人,怎么也构不成群像的塑造。然而,这就是戏剧的魅力所在,透过这三个人物,我的思维中却有一群活生生的人存在。1931年,27岁的李黎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海南开展革命工作,到达不久就被国民党逮捕。《雾中灯塔》集中讲述了他入狱到牺牲这一个月的战斗历程,他有过生与死的挣扎,有过对死亡和牺牲的思考,有过对亲人和妻子的思念,有过对未出生的孩子的牵盼,但是从未对革命和信仰有过一丝动摇。敌人对他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与打击,不仅没有削弱他的信念,反而使他在不断的与敌斗争中去总结自己的革命历程,展望充满期待的未来,并在与张迎春、杨逍压倒性的胁迫、利诱、施刑中成长为更加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与张迎春、杨逍的周旋中,李黎以自己对国富民强的理解为其答疑解惑,感化了张迎春,争得了杨逍的尊重和理解。像李黎这样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许多。在李黎这个角色身上,我们一定看到了一大批早期革命者的群体形象,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缔造者、传播者。
故事中,人物的对话展现了主人公李黎在狱中的成长。比如第一场中李黎与张迎春有关“怀疑”的对话:
“李黎:你怀疑自己什么?/张迎春:没什么……刚刚是最暗的时候了,不过很奇怪,现在这天完全黑了,反而没有那么暗了。/李黎:是啊,好在不管怎样,还有那盏灯塔。等天再黑一点,灯就都该亮了。”
到梦场景第一场,李黎这样跟乐之说:
“此刻我孤身在狱中,琼崖的党组织已破坏殆尽,我无计可施。死亡沉默地矗立着,在不远处凝视着我,我知道,我的时候就要到了,我就想趁这些时间多想想你,多想想我们从前是如何生活,如何相处的。我不怕拷打,也不怕死。但总有一些念头……我想得很多,也很杂乱,我怕我到死也没能够想清楚。我在想我为何而生,为何而死。我感到畏惧,而想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们,我也会为我这些杂念而感到羞愧,我觉得我愧对同志们。”
第五场李黎与杨逍的对话:
“杨逍:……还是你们的主义本身就有问题?/李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个新鲜的东西,到现在也才10年而已。我们接受它,理解它,运用它,是需要过程的。……它是颗种子,在生长的过程中,一两片腐烂变质的叶子落在地上并不可惜。这绝不影响它长成一颗参天大树。……/李黎:只要信仰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相信它的人必然要比假装相信它的人多,聚拢向它的人也必然要比背离它的人多,人就是这样的!社会也是这样,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一定会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
第八场李黎与杨逍的对话,杨逍说李黎的死讯是要被封锁的:
李黎:“总会有人知道的,因为那是真相。真相不会沉默,真相自己会走路、会说话,会去告诉每一个追求真相的人。真相无处不在,它可以弥漫在空气中,它可以飘荡在大海上,甚至在海面上那盏灯塔,闪烁的同样是真相。/杨逍:那里根本没有灯塔。那不过是普通人家点的渔火。/李黎:渔火?那里没有灯塔吗?杨逍:没有,从来都没有。/李黎:没有灯塔……那也很好。万家灯火,一盏渔火。在需要方向的人眼中,心中,它也便是灯塔了。”
李黎最后说:
“看看那些我想看,却看不到的未来,去看看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之后的未来,看我们的事业发展壮大后的未来,那未来里没有我,也有我。我生,是为了实现那个未来,我死,也是为了实现那个未来。我相信它一定会到来,必然会到来。”
至此,一个坚定的革命信仰者形象,透过李黎们革命先驱的群像就这样被成功地塑造,而且血肉饱满,形象生动。李黎成长成熟的力量来自信仰、初心、平凡、忠贞不渝。
全剧中第二个人物就是张迎春。29岁的他是一个上海资本家少爷,大学时期参加左翼社团的狂飙社,写出了:“信仰来自于怀疑……”“怀疑这个黑暗的世界现存的一切秩序……”“所以对新世界的到来充满信仰。革命是唯一有意义的事。”他是一个一腔热血的青年,背叛家庭,与资本家的父亲决裂,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曾是追随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却在靳老师的影响下加入了国民党;又因替靳老师背过被流放到琼崖,在这个没有生气与活力的社会环境中自甘落后地混迹四年,对他所在的党派失去了信任和希望。失魂落魄的他在杨逍的诱惑和怂恿下走进了李黎的狱房,试图通过骗取李黎的信任,获取有关共产党的情报,并争取说服李黎与组织的决裂,以此来戴罪立功,从而达到杨逍允诺他回到上海的目的。他奉命住进李黎的狱房之后,竭尽所能地与李黎进行活着与死亡、坚定与沉沦、人间美味与粗糠糙粮的巧舌对话。在与李黎的数次交锋中,李黎机巧地与他周旋,从生命历程到革命足迹进行了回溯与比对,张迎春也在诱惑李黎的同时内省了自己的信仰,重构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活着的意义。最终被李黎感召,并认同李黎的信仰。张迎春被感召的力量来自于李黎传递给他的坚定、坚守、忠诚和情怀。张迎春的舞台形象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敌对政党如他的人物群像,另一个方面也证明共产党的主张和信仰的正确、科学的,是符合广大民众的认同和肯定的。张迎春的存在,更能衬托出李黎的守初心、坚如磐石的性格特征。
剧中的第三个人物角色就是杨逍。干练、谋略、奸猾是他在舞台上给人的深刻印象。他来到琼崖是为了帮助卷入权利斗争的靳老师尽快突出重围,摆脱不利局面,尽力取得与共产党高级干部李黎的合作,获取共产党组织相关的情报。在帮助靳老师解困的同时,他给自己修筑了一条能反击众多竞争对手的仕途之路,让自己在派系、割据、权力集团的角逐中游刃有余。他企图利用张迎春瓦解李黎的斗志,让至高无上的生存权,成为击碎李黎信仰的利剑。他伪造李黎的公开信,妄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摧毁李黎的忠诚与信心;他甚至把李黎的爱人和未出生的孩子作为毁灭李黎精神防线的底牌,迫使李黎就范。当他精心谋划的招招式式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时,他叫嚣道:“难道你就不想活着看看吗?看你向往的万家灯火,看看未来你的理想能否实现?”李黎却冷静地回答:“我看或不看,它都一定会实现的。”舒缓的语气,坚毅的眼神,笃定的神态,让杨逍看到了李黎钢铁般的意志和未来必胜的信念。张迎春微渐之间的变化,朝纲靠山靳老师的倾塌,让他在这个全过程中,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许多怀疑,对自己的未来更加模糊不清,迷雾重重。好在与李黎的博弈和斗争中,对方解答了一些杨逍心中的困惑。他在与李黎和张迎春激烈争论和搏斗中败下阵来,似乎看到了李黎们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杨逍们的群像就这样被成功地刻画出来,他走向认同的力量来自李黎对未来的坚信不疑和坚毅的人格魅力。
当然,这当中还有乐之这个人物的寄托性和拟喻性的形象;有靳老师权贵象征和“亲共”罪名的反转;有在舞台上游走无声却又真实存在的苦难者的群像,让整个戏剧生动鲜活。
四、叙事角度与时态灵活的切换
在舞台上,李黎、张迎春、杨逍的斗争是明线,是全剧的主体叙事。但同时戏剧巧妙地安排了梦场景的内心独白,让时态灵活地在梦场景中切换到现实场景中,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李黎的内心世界,袒露李黎的心路历程,增强观众对李黎的理解和把握。这样的设计,不但大大降低了叙事成本,强化了叙事功能,厚植了戏剧效果,还充分利用这种协调的切换,勾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把李黎作为人的形象饱满地交给了戏剧本身,拉近了人物与观众的心理和审美距离。在主线叙事中,戏剧的发展扣人心弦。
五、制造戏剧矛盾推动戏剧发展
戏剧矛盾是推动戏剧发展的重要动力。全剧一开始就把人物摆在了敌我双方尖锐斗争的强烈矛盾之中。在这个主要矛盾的框架下,不断地植入小矛盾:一场中关于活着与死亡的矛盾,二场中关于立功回上海与劝降索留手稿的矛盾,三场中实施离间计的矛盾,四场中伪造自白书的矛盾,五场中杨逍供养家庭和广大人民积贫积弱的矛盾,六场中过去的萨君与眼前的张迎春的矛盾,七场中靳老师垮台与生存拷问的矛盾,八场中私人信件看与不看的矛盾等等。这些看似次要矛盾的矛盾,增强了全剧的戏剧性,也为全剧的立体空间和时代背景撑开了更大、更广阔的空间,很好地体现出编、导、演立体呈现的话剧维度。
除了上述所粗略地总结出观剧之后的一些思考之外,全剧的舞美也可以说是匠心独具,整体舞美以非对称写意的手法呈现,与人物命运同频共振,帮助全剧完成整个故事的精彩叙述,在戏剧场景中烘托了气氛,营造了氛围,助力刻画了人物,有事半功倍的奇效。
剧组全体主创认为:“以全新视角为我们展开一段对于“革命”与“信仰”的思辨,在对角色进行灵魂拷问的同时也重重直击观众心灵——为何革命?信仰将带领每一个人走向何方?”这部剧的现实意义绝非仅仅将革命先烈的事迹搬上舞台重现,我们的创作要对当下观众有引领作用,能让观众发自内心的接受、认同、赞赏。”的确如此,这是一部诗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话剧呈现革命题材的舞台创作之路上,大胆地做出了一次有效而成功的探索和艺术呈现。或者,《雾中灯塔》就是一盏诗化现实主义作品探索路上的灯。
编者按:此文为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关于第三届四川艺术节演出剧目特约评论文章,供大家欣赏学习。
编辑:四川省剧目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