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戏剧面临的尴尬，我们是有着切身感受的。无论是魏明伦先生的“斗室文娱”说，或者傅谨先生对此提出的四点质疑，都从正反两方面给予了确认。大势如此，作为地方传统剧种的川剧概莫能外——观众量萎缩、剧团数锐减、从业人员凋敝。2006年，川剧即与京剧、越剧、豫剧、梨园戏、黄梅戏等一大批中国传统剧种一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

什么是“遗产”？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辞海》缩印本是这样解释的：（1）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2）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如文学遗产；医学遗产。那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这样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心传口授而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概念是清楚的，这也正是我疑惑的，无非两个层面：一是作为产生“遗产”的那个时代已经“死亡”，二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活态的、流变的。具体到川剧，扩大来说是中国传统戏曲，产生它，发展它，属于它的那个时代是否已经“死亡”，或者说完全结束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虽然今天中国戏曲的生存环境是艰难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仍然有一部分观众，有一部分市场，也就是说它仍然有一小块需要它、发展它、生长它的土壤。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时期的“死亡”，并不像我们人类或者动物的死亡，一口气接不上来生命就结束了，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生死界线。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死亡”，是一个循序的、缓慢的、衰减的过程，我们或称之为“转型期”。 目前这个“衰减”的过程尚未结束，中国戏剧正处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期”当中，我们是否过早地把中国戏曲“遗产”了呢？

我认为，讨论和弄清楚这一概念是必要的，它是我们面对中国传统戏曲，或者说面对川剧所必须思考的问题。仅以川剧为例，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政府投入的力度确实大大加强了，这让我们川剧工作者欢欣鼓舞。但这种投入都集中在那么几个点上，集中在省上与成都市的那么几个点上，如省川剧研究院、省川剧院、成都市川剧院等等，都是以保护为目的的，是以“过去”与“当下”为目的的。譬如对川剧传承人的确定，就没有川剧编剧之说。言下之意似乎很明确，过去的剧目，当下的演员。今天——今天我们有陈智林，我们有陈巧茹，我们能创作和演出《易胆大》、《尘埃落定》、《马前泼水》这样一些大型剧目，但明天呢？我们不要忘记陈智林、陈巧茹、崔光丽乃至喻海燕、蒋淑梅等优秀川剧演员，都是从市、县最基层的川剧团中走出来的。没有面，就不会有点。我们不能被“遗产”遮住了眼睛，丧失了眺望和前进的方向。我们不能停留在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坦率地说，以前我一直认为川剧未能完全从院坝文化或茶肆文化的喧嚣与浮躁中脱离出来，而成都市川剧院的一出新编传统戏《马前泼水》改变了我的看法。徐棻老师重新诠释的思想深度，陈巧茹抒情到位的表演以及优雅婉转的唱腔，和舞台清新简洁的唯美倾向，可以说赋予了川剧艺术新的高度。这无疑是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和意识到，一方面，作为传统戏曲黄金时代的那个年代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它正在慢慢枯竭和“死去”，注意——是“慢慢”和死“去”，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过程，这个时代还余音袅绕，并没有完全结束。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戏曲无论作为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还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它都是活着的，是活态的，流变的，仿佛只要给它一点阳光，它都可以开放可以灿烂可以结出果实来。

实际上，继承和发扬，保护和振兴，我们一直都在呼喊，都在不懈地、努力地工作着，但为什么收效甚微？当我们把电影、电视剧这样一些现代艺术手段引入戏曲，虽然推出了一些传统经典剧目，但并没有大幅度提高传统戏曲的影响力和观众人数，与我们所期待的、想象的差距太大。我们在“拿什么拯救你我们的川剧”的焦虑中越陷越深。冷静下来好好反省，我们会猛然发现，是我们的目光投错了地方。我们看到的正好是那个时代“死去”的部分，我们总是以某个剧目参加某项活动的某次演出受到观众欢迎来作为“振兴”的证明，这就像拿一个遗体的标本来证明它活着一样，未免有几分可笑。而那个时代未死去或尚未结束的部分，正是在我们社会的最底层，最鲜活、最基础的部位，所以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或者一些偏远的地方，在一些茶肆酒楼，花一块钱两块钱多则五块钱，你就能听到川剧或其他一些剧种的演唱。关键是我们在忽略这部分观众和市场的同时，还忽略了对基层传统剧种剧团的扶持。而这些剧团，恰恰是传统戏曲深扎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根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的政策不仅不是扶持，甚至是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号下分解和瓦解这些剧团。我们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没有普遍的繁荣，就不会有经典的高度；天才的演员都是从实践中磨砺出来的；天才的剧作家也是从实践中磨砺出来的。能代表川剧最高艺术水平的，恰恰是魏明伦是徐棻是谭愫创作或改编的剧目。偏偏，我们就是忽略了基础工程——用“死去”的，概括和掩盖了活着的！

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定的艺术形式，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元有元曲，明清有话本小说，这是由一个时代的综合“土壤”决定的。中国戏曲的形成和发展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必须适应和满足时代的需要。如果说戏曲这种艺术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定将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也大可不必为被“遗产”而悲哀。被“遗产”确实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手段。问题是它还并没有完全“死去”，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它活着的那一小部分？并且，从它活着的那一小部分上面，能不能再发出新芽，长出新枝，发展成一种新的能够适应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戏剧形式呢？我们有必要作这样的思考和追问。

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发展，把文化建设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提高到了“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正如四川省文化厅郑晓幸厅长阐述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已经成熟。那么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作为戏剧工作者，该怎样把握这一机遇，促进我们传统剧种的发展、变革，甚至革命呢？而不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下，最终让它们成为一个个美丽的标本！我们必须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这一精神，我们应当把目光投向基层，投向广袤的街道和乡村。我们可以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种形式，把保护延伸到最基层的传统剧种剧团，着力以新的机制体制，建立健全编、导、演及音乐、舞美人才队伍，激活他们的艺术生产力和创造力。今年早些时候，观看攀枝花市艺术剧院报送的现代川剧《望月坪》的光碟，我就大发感慨。该剧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题材，揭示了当代青年如何改变家乡面貌的志向和勇气。其实戏尚不成熟，但戏中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让我钦佩。首先，这是攀枝花市艺术剧院改制后立即着手投排的第一个大戏。第二，攀枝花人敢于旧瓶装新酒，用传统的戏剧形式表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第三，在音乐、服装和舞美设计上，攀枝花人大胆引进现代元素，或许并不成功，但给予了我们更多启发和思考。所以在后来的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建设“新川剧”的概念。如果我们今天的四川人还需要川剧的话，那么一定是适应我们今天四川新生活的“新川剧”。至少应该是演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新川剧，是贯穿了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新川剧，而不是那些落满尘埃、纸张泛黄、色彩陈旧的传统剧目。迄今《望月坪》在攀枝花已演出四十多场。这才是我们传统戏曲没有死去或者尚未结束的那个部分，它的根是扎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它是活态的、流变的、充满着向上的努力的！

目前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如何以新的机制和体制健全与完善我们的基层剧团，以企业化的全新模式，加速人才的培养与新陈代谢，培植或激活他们的艺术生产力与艺术创造力。从文化主管部门的角度，应当倡导与鼓励写现代戏演现代戏唱现代戏，把我们自己的故事，把我们隔壁邻居的故事，把我们这个时代风起云涌的、平凡或伟大的故事搬上舞台，以普遍的舞台艺术繁荣为基础，以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寻找适应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审美需求的戏剧戏曲形式，包括新的川剧形式，开启属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戏剧戏曲艺术，用它服务于今天的人现代的人。当然，不排除这条路或许是走不通的，但不去走，那就是肯定不通的。我们就只能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席梦思上，享受着桑拿和按摩，最后成为真正的“遗产”。顶天了，也就只是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基础上，迎来一个回光返照的春天。

那么我们，将愧对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