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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振兴到保护:亟待转变的观念——关于“振兴川剧二十年”的思考
作者:丁鸣李旭东    发布时间:2012-04-02    点击:5575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她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去,揭示着一个永恒的命题:有生必有死,有兴必有衰,万事万物以其自身的规律运转着。川剧作为一门综合性表演艺术,有她形成、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也必将会有一个从衰败到终结的过程。我们不应回避这个话题。这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川剧的兴起,是汉民族南北文化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环境下大碰撞、大融合的结果。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乱和瘟疫,使四川人口锐减,“十室九空”。清庭确立地方政权后,对“土满人稀”的四川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招两湖、两粤、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渠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艾于市”(《清圣祖实录》)。大量从外省移民入川,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以湖广为代表的南方各省及陕西移民成为四川人口的主体。他们吼着高腔、喊着秦腔、哼着汉调、讴着皮黄,在巴山蜀水间轰轰烈烈地开荒垦地、春耕秋作,形成了“五方杂处”、“土客错居”的繁荣局面,使四川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人口急增。正是由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和民众基础,当时流行的多种南北声腔剧种,如南方的昆曲、江西的弋阳腔、湖广的皮黄、陕西的梆子,相继流播四川各地,并在长期的发展衍变中,与四川的方言土语、民风民俗、民间音乐、舞蹈、说唱曲艺、民歌小调融合,逐渐衍变成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的声腔艺术,从而促进了四川地方戏曲剧种——川剧的形成与发展。

    三百多年来,川剧逐步走向兴盛。她自成体系的帮、打、唱结合的音乐结构形式,将中国传统戏曲曲牌体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同时,川剧以其通俗而大众化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近代巴蜀社会的人文精神、艺术品格、生存状态和社会风貌,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为传承巴蜀文明、塑造现代四川人的心理特质和性格,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改戏、改人、改制”的戏剧“三改”政策指导下,川剧界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一批国营川剧团成立了;搜集、发掘、整理传统剧目二千多个,取得了显著成绩;并相继在全国的戏剧观摩演出或出国演出中频频获奖。川剧事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赞扬,号召其他剧种向川剧学习。

    然而,正当祖国文艺事业的春天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时候,一场倒春寒袭来。十年文化革命,也革了川剧的命。当文艺的第二个春天来临,整个川剧事业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于是“振兴川剧”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为适应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198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发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文件指出:“振兴川剧是全川人民的愿望。对具有优秀传统的川剧艺术进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是当前我省文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振兴川剧”像一针强心剂,使川剧艺术又重新复苏过来。经过二十年努力,川剧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意蕴深刻、形式精美,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理念的优秀创作剧目。如在全国性的艺术节、戏剧节上获得大奖的《死水微澜》、《变脸》、《山杠爷》、《金子》,以及引起广泛争议和注目的《潘金莲》等等。这些剧目的出现,标志着川剧艺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可以说,“振兴川剧”二十年成果显著,成绩斐然,功不可没。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时代飞速前进,社会变革加剧,文化的多元化和多种文化娱乐的形成,以及大众传媒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强势介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川剧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地位被严重削弱。川剧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愈来愈不适应我们今天社会的生活节奏。川剧面临着自身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生存空间的急剧萎缩。首先是川剧传承人数量的减少,后继乏人,许多传统经典剧目逐渐失落,甚至失传;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川剧已失去了她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在一些中、老年人逐渐淡出川剧市场后,没有新的观众群补充进来。特别在大、中城市,年轻人已很少接触川剧,甚至很多人从来没有看过川剧。正如川剧的勃兴是文化碰撞的结果一样,川剧的衰落也是多元文化冲击的结果。川剧被边缘化了。川剧被挤出了现代四川人的文化生活。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还抱着“振兴”的企图不放。蝴蝶是美丽的,但我们无法使她永生,而只能保存她的标本。川剧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亟待转变的观念——从“振兴”到“保护”。“振兴”,是还想使之重生,以致仍不断有人奢谈将川剧推向市场。其实我们已有过太多失败的努力:每一次调演,都意味着忍痛割肉的投入;投入之后的效果,却只是短暂的兴奋和自恋式的陶醉,然后烟消云散,不能持久,不能扩展,不能将优秀的剧目变成老百姓文化餐桌上的佳肴,也无法换回自己的那份口粮。这种“振兴”似可休矣!“保护”,就是在放弃空想的前提下,切实保护和抢救川剧硕果仅存的那一点人才、剧目和市场,使其在我们的认识领域成为活的文物。这无疑是一个坐标的重新确定,这无疑是一次理念思维新的探讨,这是面对阵痛的一次自我放逐,这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一次必然选择。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研究如何建立使川剧艺术“标本化”的有效机制,加大保护性投入,并将“振兴”的投入用在刀刃上,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可以说川剧是我们建文化强省和四川走向世界的一张最具文化品牌的名片。我们似可借鉴我国昆剧艺术被联合国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做法和经验,把保护和抢救川剧艺术的工程推向新的高度。塔利班炸毁了巴米扬大佛,不仅仅是阿富汗民族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如果今天我们仍不能对川剧艺术的前景作一个清醒的判断,我们就可能铸成塔利班同样性质的错误。这绝非危言耸听。

    大江东去,谁也挡不住滚滚洪流。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生死交替,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自然现象。我们毋庸悲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以与之相适应的新思维来审视和面对包括川剧艺术在内的一批正在滑向死亡深渊的传统文化的现实。让我们将昔日的辉煌,铸成经典,铸成品牌,把传统文化的瑰宝,奉献给人类,使之永恒,熠熠闪光。

     我们没有片刻停留,我们正不断前进!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她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去,揭示着一个永恒的命题:有生必有死,有兴必有衰,万事万物以其自身的规律运转着。川剧作为一门综合性表演艺术,有她形成、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也必将会有一个从衰败到终结的过程。我们不应回避这个话题。这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川剧的兴起,是汉民族南北文化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环境下大碰撞、大融合的结果。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乱和瘟疫,使四川人口锐减,“十室九空”。清庭确立地方政权后,对“土满人稀”的四川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招两湖、两粤、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渠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艾于市”(《清圣祖实录》)。大量从外省移民入川,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以湖广为代表的南方各省及陕西移民成为四川人口的主体。他们吼着高腔、喊着秦腔、哼着汉调、讴着皮黄,在巴山蜀水间轰轰烈烈地开荒垦地、春耕秋作,形成了“五方杂处”、“土客错居”的繁荣局面,使四川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人口急增。正是由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和民众基础,当时流行的多种南北声腔剧种,如南方的昆曲、江西的弋阳腔、湖广的皮黄、陕西的梆子,相继流播四川各地,并在长期的发展衍变中,与四川的方言土语、民风民俗、民间音乐、舞蹈、说唱曲艺、民歌小调融合,逐渐衍变成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的声腔艺术,从而促进了四川地方戏曲剧种——川剧的形成与发展。

    三百多年来,川剧逐步走向兴盛。她自成体系的帮、打、唱结合的音乐结构形式,将中国传统戏曲曲牌体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同时,川剧以其通俗而大众化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近代巴蜀社会的人文精神、艺术品格、生存状态和社会风貌,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为传承巴蜀文明、塑造现代四川人的心理特质和性格,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改戏、改人、改制”的戏剧“三改”政策指导下,川剧界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一批国营川剧团成立了;搜集、发掘、整理传统剧目二千多个,取得了显著成绩;并相继在全国的戏剧观摩演出或出国演出中频频获奖。川剧事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赞扬,号召其他剧种向川剧学习。

    然而,正当祖国文艺事业的春天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时候,一场倒春寒袭来。十年文化革命,也革了川剧的命。当文艺的第二个春天来临,整个川剧事业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于是“振兴川剧”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为适应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198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发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文件指出:“振兴川剧是全川人民的愿望。对具有优秀传统的川剧艺术进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是当前我省文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振兴川剧”像一针强心剂,使川剧艺术又重新复苏过来。经过二十年努力,川剧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意蕴深刻、形式精美,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理念的优秀创作剧目。如在全国性的艺术节、戏剧节上获得大奖的《死水微澜》、《变脸》、《山杠爷》、《金子》,以及引起广泛争议和注目的《潘金莲》等等。这些剧目的出现,标志着川剧艺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可以说,“振兴川剧”二十年成果显著,成绩斐然,功不可没。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时代飞速前进,社会变革加剧,文化的多元化和多种文化娱乐的形成,以及大众传媒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强势介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川剧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地位被严重削弱。川剧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愈来愈不适应我们今天社会的生活节奏。川剧面临着自身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生存空间的急剧萎缩。首先是川剧传承人数量的减少,后继乏人,许多传统经典剧目逐渐失落,甚至失传;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川剧已失去了她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在一些中、老年人逐渐淡出川剧市场后,没有新的观众群补充进来。特别在大、中城市,年轻人已很少接触川剧,甚至很多人从来没有看过川剧。正如川剧的勃兴是文化碰撞的结果一样,川剧的衰落也是多元文化冲击的结果。川剧被边缘化了。川剧被挤出了现代四川人的文化生活。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还抱着“振兴”的企图不放。蝴蝶是美丽的,但我们无法使她永生,而只能保存她的标本。川剧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亟待转变的观念——从“振兴”到“保护”。“振兴”,是还想使之重生,以致仍不断有人奢谈将川剧推向市场。其实我们已有过太多失败的努力:每一次调演,都意味着忍痛割肉的投入;投入之后的效果,却只是短暂的兴奋和自恋式的陶醉,然后烟消云散,不能持久,不能扩展,不能将优秀的剧目变成老百姓文化餐桌上的佳肴,也无法换回自己的那份口粮。这种“振兴”似可休矣!“保护”,就是在放弃空想的前提下,切实保护和抢救川剧硕果仅存的那一点人才、剧目和市场,使其在我们的认识领域成为活的文物。这无疑是一个坐标的重新确定,这无疑是一次理念思维新的探讨,这是面对阵痛的一次自我放逐,这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一次必然选择。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研究如何建立使川剧艺术“标本化”的有效机制,加大保护性投入,并将“振兴”的投入用在刀刃上,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可以说川剧是我们建文化强省和四川走向世界的一张最具文化品牌的名片。我们似可借鉴我国昆剧艺术被联合国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做法和经验,把保护和抢救川剧艺术的工程推向新的高度。塔利班炸毁了巴米扬大佛,不仅仅是阿富汗民族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如果今天我们仍不能对川剧艺术的前景作一个清醒的判断,我们就可能铸成塔利班同样性质的错误。这绝非危言耸听。

    大江东去,谁也挡不住滚滚洪流。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生死交替,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自然现象。我们毋庸悲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以与之相适应的新思维来审视和面对包括川剧艺术在内的一批正在滑向死亡深渊的传统文化的现实。让我们将昔日的辉煌,铸成经典,铸成品牌,把传统文化的瑰宝,奉献给人类,使之永恒,熠熠闪光。

     我们没有片刻停留,我们正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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