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戏剧，我大致分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合理，就是说戏剧的故事情节必须符合逻辑（生活逻辑或者规定逻辑），能够在既定的条件下跟观众达成“契约”关系，让戏剧具备真实性。第二层是传奇，要么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要么叙事手段新颖别致，让戏剧具备艺术性。第三层是胸怀，做到言外有深意，弦外有余音，为戏剧赋予思想性。

第一层只能叫编故事；到了第二层基本算是编剧；至于第三层方可叫做剧作家。这三个层次有如梯级，逐层递增，无法直达。也就是说，没有“合理”，“传奇”就是奇怪；没有“合理”的“传奇”，“胸怀”就成了落地凤凰，泯然于众。

第一层勤奋即可到达；第二层才华方可到达；第三层非气度不可到达。然气度人人有，无非恢弘狭隘之别。于是剧作家之中，恢弘者俯仰天地极目四野超凡脱俗尊为大师，狭隘者囿于情仇精于雕虫欲乐皮相终为匠人。

尺子在手，长短了然。

川剧《还我河山》以充满象征意义的“河山井”作为自贡盐商命运的载体，以颜三慎“（想要好井）租井——（七年不穿）退井——（穿出盐卤）买井——（日军轰炸）失井”的命运跌宕为主线，将王余秀、丹桂等人物的生命遭际纠结期间，形成若干个逐渐添加的“砝码”，让一个自贡盐商人生观、价值观的“天平”真实可信地实现了从“利”到“义”的倾斜，完成了颜三慎从逐利商贾到民族义士的转变。

显然《还我河山》已经满足了文首所述的第一层、第二层的全部要求。从剧本的技术层面来看，是近几年新创川剧中少有的上乘之作。作品延续了自贡川戏的稳妥、敦实。剧场里热烈的掌声和喝彩是剧目应得的荣誉，是对“自贡状态”的认可和褒奖。川剧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自贡状态”，也亟需更多的、更为盛大的“自贡状态”。

正因为如此，我对自贡制造的《还我河山》有了更多的期望。在大多数剧目都还在为达到第一层而狂喜，为奔向第二层而搜肠刮肚的时候，我便开始用尺子的“第三段”来测量“自贡状态”。这必然会招致非议，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不！这是一种尊重，更是一种期望。

所以，从第三层来说，川剧《还我河山》依然尺有所短。

整场戏止于“仇恨”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无论是站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的角度，还是以戏剧舞台作品的艺术需为立场，“仇恨”的故事结构成了创作的最终目的，都难免降低作品的成色，难成经典。就目前情况来看，《还我河山》依然落于众多仇恨叙事之窠臼，充其量是利用舞台比较集中地塑造或者还原了一段历史而已，缺乏向更高品格精神深度的掘进。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告诫并唤醒今人“勿忘国耻”，是情真意切的爱国主义，这是最高品格的精神深度。我无意就此话题寻找不自在，甚至不想就爱国主义和泛爱国主义进行辩解甄别。但是，在时隔七十多年的今天或者更远的明天，我依然愿意和《还我河山》的编剧以及所有的人讨论，对于七十年前的胜利和那场胜利之前我们民族所承受的苦难，我们究竟该献些什么礼？什么样的纪念对一个民族的复兴才是有效的？一边在剧场里用“买飞机，打鬼子”的台词煽动民众虚妄的抗日情绪，赢得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呐喊，另一边却开着日本车抵制日货，或者飞抵东瀛买断日本？！一方面排演着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的神剧，另一方面唯利是图“地沟油”“毒奶粉”地残害同胞的健康？！不，无论是献礼还是纪念，作为文艺作品，我们是否更应该唤醒国民的自觉意识，自发地从我做起，以自身行动去完成民族人格的修复和完善。摔倒了别怪路不平，先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走得那么颠三倒四！纪念一场战争，不是还原一场战争那么简单，更不是发起另一场战争那么戾气。如果纪念等同于复仇，爱国等同于打鬼子，那么我们的心中将充斥着杀戮，反法西斯本身就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法西斯。接连看了几场献礼戏，夜夜都被鬼子在剧场里炸一回：一样的掌声，一样的呐喊……这哪里是鬼子在轰炸，分明是我们自己在给自己投弹。我认为，复刻仇恨，煽动仇恨的都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安详的、宁静的，没有恐惧和敌意，但她绝不消极，她可以穿过敌人和亲人，刺刀和玫瑰，时间和空间。所以，作为艺术家，我们的胸怀应该超越战争，容纳仇恨，洞见爱和被爱。忽然想起二战题材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这是两个极其缺乏仇恨煽动性的故事，可是他们却更能引起施害者和受害人共同的反思。文艺作品如果真要以罪恶、仇恨为靶向的话，我希望能刺得更深一点，触及到我们每一个人人性的弱点，谁也逃不掉的那种，甚至无可救药的弱点。

自贡川剧，既然在技术上已经具备相当的水准，领衔巴蜀了，那么能否在给观众视听享受的同时带来一场胸怀之旅呢？

也许妄言，奈何深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