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句题外话。

刚刚进入暴烈的8月雨季，攀西地区无法避免地遭遇到一次次严重泥石流，山体大面积垮塌，导致雅西高速公路、成昆铁路线部分路段冲毁，特别是成昆铁路线长时间中断，机票飞速上涨，沿线人民进出成为极大困难，使人不得不再次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直到9月11号，终于从《攀枝花日报》看到消息：攀枝花市将加快火车南站的建设进度，确保2019年底前建成交投入使用，计划从2020年1月起开通攀枝花—昆明和攀枝花—昆明—贵阳—成都动车组列车，每天各开行一对——也就是说，以后四川的攀枝花人想到省会成都得先从云南省昆明和贵州省贵阳市绕一圈，跨越三个省，然后才成到达。

这段话只是想证明，攀枝花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遥远偏僻得像梦境一样的地方。到达那里，火车需14个小时，高速公路是9个小时。

所以，作为“攀二代”的我在第二届四川艺术节上看到同为“攀二代”的杜林、曾晓峰等创作的川剧《此心安处》时，止不住泪水盈眶。可能现场的观众中还有好多人怀有和我一样的痛感，一样的心颤。但是，可能没有多少人比我更能领会主创人员在创作这个作品时的感慨和痛楚。

和中国很多三线建设厂矿相似，攀枝花是一座凭空建立起来的城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攀枝花原名渡口，1964年3月，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和农民出身的工人进入到了这片仅仅只有七户人家的荒山野岭，用肩挑手提的方式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钢铁城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攀枝花人最有资格回答。到现在已经快六十年了。六十年，无数人在这块土地上从翩翩年少到苍苍白发，从气宇轩昂到弯腰驼背，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还有的人年轻时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此心安处》就写了这么一群人，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这样一群失去了故乡又重建故乡的人。

本剧开始时，主人公李显达已经是个退休在家的老人，在听闻当年自己参加三线建设时所修建的第一座焦炉即将拆除的消息后，昏倒住院。在昏睡中，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战友蒲忆山询问焦炉拆除一事，引起了他对当年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回忆……在上世纪60年代，李显达和无数热血青年为响应国家“建设大三线”的号召，从全国各地奔赴大西南，参加开发建设攀枝花，修建钢铁基地一号焦炉。面对恶劣的环境和简陋的设备，面对是走是留的选择，李显达也曾犹豫，也曾打算退却，但是，在好友蒲忆山为建起高炉献出宝贵的生命后，李显达深受震动，决心同千千万万的创业者一起共渡难关，建设钢铁厂，最后，他把一生留在了攀枝花，留在了那片热血与汗水浇灌的土地上。

编剧将当代与过去交织展现，既表现了李显达、蒲忆山、小北京、小上海等人年轻时代的艰苦创业情景，又展现时至今日李显达的一家面对社会变化时的各种心理落差和家庭矛盾。李显达面临的问题与年轻时相比并不轻松：自己视若生命的钢铁事业进入新时代后面临企业转型不再辉煌，第一焦炉竟然要被拆掉；孙子研究生毕业后是参加国产高新产品的研发还是继续求学离开钢厂让他伤透脑筋；与他相依为命大半辈子的爱人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一家人陷入痛苦之中。李显达已经老了，面对孙子是走是留的选择，他只能再一次从理想主义出发，鼓励孙辈们要留下来。儿孙们有自己的人生之路，他们听从内心和时代的安排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李显达面对时代的潮流，有不甘，有不舍，更多的是无悔，是自豪。失去近期记忆的妻子却一直牢记着年轻时的时光，那些铭心刻骨的光辉岁月始终珍藏在她心里，她已经把这片土地当作了自己的故乡，比李显达更先一步找到了这一生的终极归宿：她要生在攀枝花，死在攀枝花——奋斗过的地方，就是心灵安放的地方，就是故乡。李显达也终于认同了这一生的宿命：他与攀枝花已经是灵与肉的纠缠，此生再不分开，心安处，即身安处。

这部戏是创作者和演出团队献给父辈们的一束鲜花，一首赞歌，一部向时代致敬、向英雄致敬的诗篇。

有哲人说过，人来到世上，就一直在怀着强烈的乡愁冲动寻找家园。肉体的家园承载着精神的家园，中国人向来重视故土及血缘，重视亲族和邻里，重视死后灵魂的归宿。失去家园的人同时也就失去了灵魂的归依之所。人离开家园，离开亲族，往往出于主动的原因，但像这样大规模的整个族群、整个建制背井离乡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而且从此再也不可能回去，对很多人来说，是猝不及防的，是非常被动的。那么，寻找并重建一个新的家园和精神归依之所，就成了非常迫切的情感需要。所有在那个时代参加了“大三线”建设的人们，都面临着这样一种灵与肉的冲突。他们的出走与归来各有各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打满了时代的烙印，充满英雄主义的悲壮，也各有各的内心煎熬。

“此心安处是吾乡”出自苏轼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全文为：“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词中体现出苏东坡惯有的放旷和豁达。其实，类似的意思白居易已经说过。在他的《初出城留别》中就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等语，说的也是这种历尽劫难之后豁然开朗的人生态度；还有一首《种桃杏》也谈到：“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苏东坡与白居易都历经人生坎坷，他们在沉痛中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由被动受虐变得放达乐观，只有这样的心态，才能消弥人生跌宕起伏的不幸，忘却沉重的失落和痛苦。

但《此心安处》状写的却是一种被大时代改写的、雄浑壮阔的命运之诗。在三线建设者的心灵中，个人的况味来不及咀嚼，小我的悲欢淹没在时代的交响中，很少有文艺作品关注过他们的命运单旋律。《此心安处》用川剧的形式描写了李显达们的集体行为，也触及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是需要勇气的。

虽然是第一次创作大型川剧剧目，但杜林在构思之初就对自己的美学呈现给予了深刻思考。他选取了一个现实主义的题材，但却选用了一种极度写意的表现方式：戏曲（川剧）手段。内容着重于写实，戏曲艺术却要着重于写意。本剧的创作风格是严谨的现实主义，主人公的行为和思想基调却又是浪漫主义的，一种属于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这是基于写实却又用浪漫呈现。他力争将写实与写意融合，将叙事与抒情相融合。戏曲写现代故事难，演现代戏中的工业题材就更难。主创团队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力争将年代故事的实、人物情感的真、戏曲表演的虚和音乐唱腔的美相融合。

舞台上的几位主演都是我熟悉的演员。应该说，他们也是攀二代，但他们的精神却同属于攀一代，具有攀枝花早期建设者们的开拓和创新精神。彭小龙、万明渊、肖志强、刘健，这四个攀枝花市川剧团（现改为攀枝花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台柱子，当初进入攀枝花的时候，还是非常年轻的戏校毕业生。他们的父辈们曾经在空白的攀枝花处女地上建立起了第一支文艺队伍，他们是第二代接棒者。九十年代初期，这个团曾经辉煌一时，创作了大量好剧目，获得过国家文华奖，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剧团改制甚至解散，演员们告别了舞台，很长的时间没有演过大戏了。一个演员没了舞台，相当于鱼儿离开了水。琵琶暗哑笛生尘，梨园弟子白发新。攀枝花虽然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但攀枝花人却需要精神文化生活。杜林也曾经是攀枝花文艺队伍的一员，与师兄弟们一起生活过工作过。借第二届四川艺术节的契机，他创作这部剧，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想要给曾经的师兄弟们写个戏，要让那个他笑过哭过、苦过累过的剧团活起来，要剧团有戏演，要师兄弟们一身的技艺有个施展处。排演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排练好了，快到演出日期了，但却突遇暴雨。高速公路和铁路中断后，飞机票根本买不起，剧组90余人硬是用大卡车拉着满满的道具、服装、器材等，跋山涉水十几个小时来到成都。当晚，当我看到那些已经不再年轻的演员们在舞台上腾挪闪跃，看到他们饱满的激情、重又焕发的青春，再听到那高亢入云的戏腔，泪水止不住流淌。戏是演员的命。《此心安处》让攀枝花建设者们找到了牺牲奉献的理由，找到了苦干奋斗的慰藉，而演员们，也在这场演出中找回了重返舞台的幸福，寻回了逝去的艺术青春。如果说李显达找到的是这一生的安心之处，而这方舞台，也是彭小龙、万明渊、肖志强、刘健等人的安心之处，舞台才是他们的故乡。

这部戏让我们看到了创作者们的创作才华，也看到了攀枝花的艺术工作者们不屈的努力和深厚的功底，他们当得起观众的欢呼，也当得起热烈的掌声。此心安处是故乡。一部好戏当来源于情感，写尽情感，最终返还到情感。钢铁是普通人用血汗炼成的，好的戏剧是剧作家用情感和辛勤炼成的。共和国不会忘记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奉献牺牲的人们，《此心安处》让我们再次想起他们，记住他们，崇敬他们。